舊文回顧

近日整理電腦檔案，找到一份上學期參與「微生物與文明」講座時，所撰寫的心得兼作業；那時作業分數還滿高的，稍微修改後分享到此部落格上。

在胡承波老師的講座中，提到有關微生物帶給古文明的巨大影響時，例如古埃及天花、肺結核，羅馬帝國可能因瘟疫衰退，也間接使得基督教外傳，這些精采的文明使，總讓我想到先前的閱讀經驗，William H. McNeill 所著的《瘟疫與人：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》。

書中有段提到人類文明與微生物互動情形，我覺得相當有趣：自城市興起到西元前500年間，舊世界上幾個主要文明地區，發展出獨特的「人對人」的傳染疾病群；污水媒介、昆蟲媒介或是皮膚接觸的傳染病，在擁擠的城市及鄰近的密集農墾區內，微生物也有相對良好的生活和傳染空間。

然而，在人類與微生物長久的物種戰爭中，城市因應人口高度密集容易導致疾病傳染，發展出完善的衛生系統，醫藥科技也隨之進步。某些「兒童疾病」—對都市而言，僅影響老人和兒童等免疫力相對脆弱、容易接觸病原體之個體的疾病—反而在隔離狀態的小族群肆虐，造成青壯年人口的大量衰減，進而削弱社會生產的主要來源。

除了巨觀的文明演進，醫學史中也常看見人類與微生物的博弈；礙於知識的不足與認知的狹隘，人們往往將恐懼歸諸於不可知的事物。十八、十九世紀間，「產褥熱」在歐洲四處肆虐，產婦於醫院分娩後的死亡率達百分之二十，某些時期的醫院甚至達到百分之百。各種學說、各種臆測，歸因於被男性醫師接生，使得孕婦們覺得過於羞愧而死亡，或者「宿命論」等獵巫式的解釋。

儘管還沒有很明確的微生物觀念，總算有醫師聯想到：醫師碰過屍體後，因為沒有清潔，手中沾染的「死屍微粒」導致產婦感染而死。透過嚴格規定「碰觸屍體後，必須使用消毒水(氯水)洗手」後，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、二，甚至至有兩個月的死亡率為零。這道標準手續也沿用至今，這位改變全體婦女命運的塞麥爾維斯醫師，透過簡單處理戰勝奪命的微生物，被後世尊稱為「感染控制之父」。

胡老師在講座末段提到的「第二次衛生革命」，向(由生活方式引起的)慢性疾病宣戰，很是鼓舞且發人深省：醫學文明進步到一定程度，我們擁有人類史上最低的死亡率，但評估健康和治療方式，卻是單看身體對某一疾病的量化指數多寡，而不是努力提升身體的健康程度，忽略各種藥物對身體的潛在傷害。為了逃避死亡，選擇苟且、痛苦、不快樂的生活方式，但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？該如何兼顧長壽以及生活品質？或者，回歸最基本的討論：人活著是為了什麼?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、能做些什麼，又何必活得長久?

最終，引述《瘟疫與人：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》一書的主要論點：在微生物的「微寄生」，與人類政治、軍事文明主導的「巨寄生」之間，彼此波動、回歸平衡，塑造人類歷史的峰迴路轉，各種讓後人驚嘆與反省故事，也許是每個時空下的我們都該注意的。